陆润棠

陆润棠

“我在六十年代读书时,年轻的美国老师Tim Light先生是那么镇静安然,完全不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说话急促、自信过度、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他说话柔和而坚定,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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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1969届毕业生

农圃道六号的Finzi-Continis花园

我来自六十年代农圃道六号的一个小猪圈。‘猪’是我们当时对自己的昵称,也带着一定的自卑意味,混合着天真、纯朴、精英意识等各种复杂感情。我们的农圃道校园虽小却很温馨,地处要道,周围是政府大楼、中学和一圈美丽的绿色植道树。

当时的新亚学院仅有600名学生,差不多互相都认识,即使叫不出名字也都面熟。在所有院系中,英文系恐怕是最濒临灭绝的品种:整个系四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只有30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自然很大,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很亲密默契。现在回想起来,那种亲密感不仅是因为人少,也得益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纯真年代——或许这么说有点伤感,不过我丝毫不想掩饰对那段时光的怀念。记得学院院长数次提到,一个大学不是建立在堂皇的大楼和精密的实验室上的,而需要一种理想或精神的支撑。可惜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样充分理解这一层密宗教义。

我在农圃道的最好时光充其量只能用“平淡无奇”来形容,我是那群“小猪”之一,并不出众,只是在学业上更勤奋。我的最大骄傲是在校园中心唯一的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周围是我的球迷们的欢呼。多年以后还时不时有昔日的新亚同窗津津乐道我当年的球艺。我的另一娱乐是在夜里偷偷溜出男生宿舍的走廊——就像苦读之余外出放风——偷窥露台上昏暗灯光下的情人们,体味或默记他们的甜蜜誓言。在星空晴朗之夜,这里会聚集不少或站或卧的爱情“朝圣者”们,热切地观摩学习爱情之课,凝神屏息生怕被人发现,心里还有一丝不可告人的歉疚。那时的农圃道是情人们共度良宵的圣地,我们好像过着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丝毫不受邻近的越南战争的影响。战争对我们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出现许多来此休整度假的美国军人。我们喜欢听他们唱的《旧金山》,却浑然不知歌词背后的悲伤。稍后,当我们又沉浸于披头士和动物组合的音乐时,从大陆传来了灾难性的冲击波。我们看到河里漂来手脚被捆、口舌被堵的尸体;街上也出现骚动混乱。我们身处的伊甸园开始瓦解,一个新的、叶芝形容为“野兽”的时代慢慢地爬进我们。

在四年的田园生活中,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包括年轻的美国老师Timothy Light先生。六十年代的Tim是那么镇静安然,完全不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说话急促、自信过度、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他说话柔和而坚定,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与学者。我在新亚的四年里没上过他的课,但他似乎对我有所注意,偶尔对我带到食堂的参考书大感兴趣。我在新亚的最后一年充满了对未来的困惑,现实世界向我压来,向以藏身的伊甸园分崩离析。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赞誉在渺茫的前途面前显得空洞无用。一些理工专业的同学在毕业之前申请到了继续深造的奖学金,还有一些哥们挎着女朋友的胳膊双双离去。我看着他们,嫉妒而沮丧,想起the Platters乐队的歌《港口之灯》(Harbor Lights)里的一句歌词:“你在船上,我在岸上”。我一边自怨自艾,一边焦急地等待研究生院的申请回音。这时Tim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为期一年的奖学金,作为助教留校教书一年。我非常感激,顿时找回了信心,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份奖学金在当时的新亚学院英文系是前所未有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我很愿意继续留在新亚,希望我心底的一些秘密的渴望能够实现。可惜事与愿违,我和这份奖学金终是无缘:加拿大的研究生院接受了我的申请,我的余生从此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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