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润棠

陆润棠

“我在六十年代读书时,年轻的美国老师Tim Light先生是那么彬彬君子,完全不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说话急促、自信过度、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他说话柔和而坚定,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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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书院1969届毕业生

农圃道六号的世外桃源

我来自六十年代农圃道六号的一个“小猪圈”。“猪”是我们当时对自己的昵称,也带着一定的自嘲意味,它混合着天真、纯朴、精英意识等各种复杂感情。我们的农圃道校园虽小却很温馨,地处要冲,周围是政府大楼、中学和萦青环抱的绿色植道树。

当时的新亚学院仅有600多名学生,差不多互相都认识,即使叫不出名字也都面熟。在所有院系中,英文系恐怕可以称是最濒临灭绝的品种:整个系四个年级的学生加起来只有30人。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差自然很小,互动多,师生之间的感情也很亲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亲密感不仅是因为人少,也得益于那个一去不复返的纯真年代——或许这么说有点伤感,不过我丝毫不想掩饰对那段时光的怀念。记得学院校长数次提到,一个大学不是建立在堂皇的大楼和精密装备的实验室上的,而需要一种理想或精神的支撑。可惜我当时并不像现在这般充分理解这一层形而上的道理,他说的就是“艰辛我奋进”的“新亚精神”。

我在农圃道的光辉岁月,充其量只能用“平淡无奇”来形容,我是那群“小猪”之一,并不出众,只是在学业上更勤奋。我最大的满足感是在校园中心唯一的篮球场上叱咤风云,享受周围球迷们的欢呼。多年以后还时不时有昔日的新亚同窗津津乐道我当年的球艺。我的另一娱乐是在夜里偷偷溜出男生宿舍的下层通道——就像苦读之余,外出散心——偷窥露台上昏暗灯光下的情人们窃窃私语。在黑幕笼罩之夜,这里会聚集不少或站或卧的情欲“朝圣者”们,热切地观摩学习爱情之课,凝神屏息,生怕被人发现,心里还有一丝羞于告人的歉疚。黄昏后的农圃道是情人们共度良宵的圣地。那时我们好像过着轻松自如、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丝毫不受邻近的越南战争的影响。战争对我们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出现许多来此度假度假的美国军人。我们喜欢听Scot McKenzie唱的《旧金山》(San Francisco),却浑然不知歌词背后的战争创伤。稍后,当我们又沉浸于披头士(The Beatles)和动物组合(The Animals)的音乐时,从大陆传来了阵阵灾难性的冲击波涛。我们看到内河里漂来手脚被捆、口舌被堵的武斗尸体;港九街上也出现骚动混乱。转瞬间,我们身处的伊甸园开始瓦解,一个新的、诗人叶慈(Yeats)形容为“猛兽”的时代慢慢地爬出来。

在四年的田园生活中,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包括年轻的美国老师Timothy Light先生。六十年代的Tim是那么彬彬君子,完全不像我在电影里看到的说话急促、自信过度、咄咄逼人的美国人。他说话柔和而坚定,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与学者。我在新亚的四年里没上过他的课,但他似乎对我有所留意,偶尔对我带到食堂读的参考书,大感兴趣。我在新亚的最后一年充满了对未来的困惑,现实世界向我压来,一向以藏身的伊甸园分崩离析。老师和同学对我的赞誉在渺茫的前途面前显得空洞无用。眼睁睁看着一些理工专业的同学在毕业之前已申请了继续深造的奖学金,还有一些哥们揽着女朋友的胳膊施施离去。心里充满羡慕和沮丧。想起The Platters乐队的歌《海港夜灯》(Harbor Lights)里的一句歌词:“你在船上,我在岸上”。我一边自怨自艾,一边焦急地等待研究院的申请回音。这时Tim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为期一年的奖学金,作为助教,留校教书一年。我非常感激,顿时找回了信心,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这份奖学金在当时的新亚学院英文系是前所未有的,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我很愿意继续留在新亚,希望我心底内的一些暗恋桃花源的愿望,能够实现。可惜事与愿违,我和这份奖学金终是无缘,暗恋桃花源只是一厢情愿。加拿大的约克大学研究院接受了我的申请,我的余生从此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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