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英语)教员:教员感悟

“除了出生后的两年——我学会了说话、走路、自己上卫生间——在中国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年。

“这两年的经历有好有坏;那些挑战,时不时的枯燥与挫折,一些朋友给予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热情慷慨,教书的快乐与失望,人生观的改变……以及认识到要最优化利用自己的资源以取得最大收获后的满足感——这些都对我有着长久的影响,不断给我以冲击和鼓励。去中国教书不是一次轻松野餐,但却是极其值得的经历。”
——Mark Salzman(1982-1984年任教于湖南医科大学),畅销书作家

“对许多中国学生来说,有一个雅礼协会的老师相当于有了一次出国的经历。”
——Seiji Shirane(2004-2006年任教于中山大学),清华大学 Blakemore学者,北京

“我们的个人经历和性格会(对学生)有长久的影响吗?当我向他们描述一幢现代主义风格的摩天高楼,或一座富丽堂皇的古典宫殿,我不只是在说建筑这个学科;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话里听到我对它的热爱,并听出我的潜台词:我希望他们也在学习中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我希望他们明白,未来是具有任何可能性的,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塑造自己的生活。
——Ming Thompson(2004-2006年任教于雅礼中学), Bohlin Cywinski Jackson公司建筑师

“(作为一名雅礼教员),我看到了不为游客或学者所知的中国的一面——长沙的生活如粗糙的沙砾,既有绝望又有希望。”
——Steve Platt( 1993-1995年任教于雅礼中学),中国历史教授,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如果有人事先告诉我雅礼教员必须经历的各种生活细节,我会说:‘我干不了。’但是……我得到了一个宝贵的人生经验:我能做的远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多得多。”
——Martha Finn Brooks( 1981-1983年任教于湖南医科大学), 董事会主席

“如果我没有参加雅礼协会的交流项目,我今天就不会在香港工作。通过雅礼协会得到的中国的生活经验与语言学习对我后来的事业有关键性的作用。”
——Peter Stein(1986-1988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亚太地区政府事务部主任

“跨文化交流/联系的困难——从课堂内到课堂外——让我学会如何做一个更细心谨慎的临床医生、研究者与朋友。我不会想当然地设定对方从哪里来,直到我对此做过认真调查。我这样谨慎,是想努力跨越我和我的香港学生、朋友之间的文化差异。
——Clark McKown(1990-1992年任教于新亚书院),Rush NeuroBehavioral 中心执行董事

“二战时我在沅陵的雅礼中学教书,1946年学校搬回长沙后又在长沙教了一个学期。这段教书的日子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从中国回来以后,我的读研方向转为人类学,并同时在纽黑文的雅礼协会担任执行秘书。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中生活,给了我作为人类学者的完全不同的视角,这是用其他方式无法得到的。”
——J. Kenneth Morland(1944-1946年任教于雅礼中学),社会人类学退休教授

“我在中国的教书经历使我走上了医药学的事业道路,原因有三:一,它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的重要性,让我回到我的密西西比的‘根’,那里对医生有很大的需求;二,它让我决定寻找一份有教学部分的工作;三,我也想找一份可以让我经常回中国的工作,我的技能、受过的培训和英语母语能力都对中国有用。从个人而言,我在中国的教书经历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但别人问我‘中国怎样’时,我常常不知如何回答。”
——Carolyn Greene(1990-1992年任教于湖南医科大学),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侦探员

“雅礼协会的经历使我从此拥有国际化的视角。我当医学院学生的时候去过印度,毕业后在治疗天花的医院工作,培训时在加尔各答做过三个月的霍乱研究。我对成人免疫的研究强调了国家政策,到80年代我的工作转移到加拿大、英国以及西欧及现在的亚洲与拉丁美洲国家。我和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扩展项目的职员接触频繁,不断敦促他们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成人免疫活动。我近年来的研究兴趣一直在于各国的疫苗使用与政策的比较。”
—David Fedson( 1959-1961年任教于新亚书院), Arentis Pasteur MSD疫苗组织欧洲医务部主任

“我的天!我就不展开太多细节了,雅礼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学术兴趣,使我对教书和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参加鸡尾酒会时的话题也增加了。我看到了不为游客或学者所知的中国的一面——长沙的生活如粗糙的沙砾,既有绝望又有希望。眼看季节轮换,校园里的孩子们日渐长大,我感觉到自己也是那里的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名雅礼中学成员与长沙居民——而不再是一个外人、旁观者。这种依赖感如此强烈,即使距今已有两年,我还是很想回到那里;这种想念只能用‘思乡’来形容。”< br>——Steve Platt( 1993-1995年任教于雅礼中学),中国历史教授,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雅礼教员的经历无疑是我事业道路上的重要一程,对我的生活道路也有重要影响。我在长沙遇到的各种挑战使我清楚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给了我持续至今的激情。在加入雅礼协会之前,我是个爱胡扯的理想主义者,有志公益而缺乏目标;离开长沙之时,我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理想依旧,但更切实地掌握了实现理想的手段。从此我所做的一切都以此为基础,以中国为中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一直保持这个方向。”
——Drew Nuland(1986-1988年任教于湖南医学院),Noribachi 集团总经理

“雅礼教员的经历对我的事业道路有重大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是具体的,或者说直线的:我离开长沙后的十年内一直在做有关中国的工作,比如导游、银行人员、进口商、教师、律师/外交人员等,与大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移民及对中国有兴趣的美国人共事。我在长沙的经历、尤其与中国人及中国政府机构的紧密民间接触(不同于大多数在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工作的美国人),使我学会了如何从现实途径解决中国问题,因此我在这些工作领域游刃有余。我在中国的经历带给我的更重要的影响是一种自信与谦逊的结合。在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底层农村官僚常常目不识丁且贪污受贿的不透明系统下,我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了两年,甚至颇为成功,从此在美国各种组织看到再自私自利、不可思议的行为时也不以为异,自信应付自如。但与此同时,我也目睹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生与朋友受到来自政治或社会的无可避免的重大打击,我也深深庆幸自己的不同处境与幸运。我的长沙经历使我变得更有韧性,对各种人性有更多了解,遇事更愿意实地考察,按自己的分析提出疑问和采取行动。这些 处事方式都对我的工作大有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David Jones Jr.( 1980-1982年任教于湖南医科大学),Chrysalis Ventures公司总裁与总经理

“在 湖医的教学经历是我的亚洲研究专业的学生生涯与职业从医生涯之间的一个美好过渡。我在中国时对医学的政治性与国际性发生了兴趣,这些因素在公共卫生、生殖健康、堕胎权利与滥用等领域表现尤其明显。 我一直对医学有很大兴趣,而我在长沙当雅礼教员的经历更把我的兴趣扩展到国际公共卫生与妇女健康等方面,确定了我以后的事业道路……”
——Audrey Garrett(1987-1989年任教于湖北医科大学),妇女肿瘤学家

“这是我生活中最光辉的两年——让我了解了其他国家和民族,他们的困难和需求。我在1936年坐着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走遍中国与远东。之后我又出差到非洲以外的世界各地。雅礼教员的经历十分有趣,令我受益匪浅,并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
——Sidney Sweet Jr.(1936-1938年任教于雅礼中学),纽约C. Tennant Sons 外贸公司前总裁

“雅礼教员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生活。离开中国以后,我读了两年有关中国的研究生专业,随后又在洛杉矶与亚裔难民共事了三年。然后我进入法学院学习有关在美移民的公共利益——多年来我们一直把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归咎于移民,这是不公平的。我明确选择当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因为在加州的移民(有证明文件或没有证明文件的)极其缺少法定代理人。我最初在洛杉矶公设辩护办公室Monterey Park办事处工作,这是洛杉矶以东的一个华人聚居区,我主要为中国籍及越南籍的被告辩护。我现在转到圣地亚哥工作,客户主要是拉丁人、黑人与越南人。我在雅礼的经历使我强烈意识到其他民族的困难与需求,给我原先仅局限于校园的学术训练(不是耶鲁的错!)戴上了一张现实的‘脸’。”
——Joe Pertel( 1985-1987年任教于湖南医科大学), 洛杉矶公设辩护律师

“它(雅礼经历)对我在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影响。在香港时,我对法律与人权产生了兴趣,从中可以了解香港回归中国大陆过程中的困难,也可以用来向我的学生解释美国社会。我最终获得一项在香港学习人权的学者奖学金,在学习过程中了解到越南船民在香港的困境。我从此成为人权监督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对越南与柬埔寨的主要研究人员,并因此经常前往亚洲。亚洲对我而言是知性力量的试验地,在此可以审视法律在社会中的角色、人权的普遍性、民间及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等等。通过雅礼协会,我在香港结识了一批终身的朋友,之后又通过其他工作认识了亚洲其他各地的朋友,我感到非常幸运。”
——Dinah PoKempner(1981-1983年任教于新亚书院),人权监督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总法律顾问

“我比以前富有多了。至今为止,我最大的事业成就是为华尔街日报制作拍摄了系列电视纪录片《新兴的力量》其中关于中国经济的一集,长达一小时,在PBS电视台播放……我被挑选担任这一工作,主要是因为我在中国待过——因此毫不夸张地说,雅礼教员的经历使我日后得到了我的事业道路上最重要的工作。”
——Mary Ann Rotondi( 1983-1985年任教于武汉大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今日热讯》(Dateline NBC)制片人

“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但所有的工作都和中国/亚洲相关。这显然对我的个人与职业生活影响最大。可以说我在香港之后的生活轨迹都是沿着雅礼教员的经历展开的。”< br>——Doug Murray(1958-1960年任教于新亚书院),岭南基金会前会长

“雅礼教员的经历使我有了中文语言基础与文化认识,在我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营运专员时发挥了主要优势,与中国官员成功合作开发了有关农村贫困、环境退化等项目。”
——Thomas B. Weins( 1964-1966年任教于新亚书院),前世界银行农业项目主要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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